台灣傳播政治經濟學思想進入後馮建三時代
- byVic

讀後心得
近期,中國籍配偶「亞亞」因在TikTok發表宣揚武統的影音而被內政部廢止居留許可,限期出境,此事件引發對言論自由與民主防衛的討論。部分學者批評政府行動侵害言論自由,卻未提出防衛性民主的具體建議,反而對中國的認知作戰手段避而不談。這表明傳播界對於新型態社群媒體的戰略應對不足,尤其中國透過短影音進行文化滲透,影響台灣的意識形態。短影音背後的統戰策略以輕鬆娛樂的方式潛移默化,逐步削弱台灣的國家認同。面對演算法主導的現代傳播環境,傳播學者需重新檢視媒體公共化的理念,尋求創新的批判方法,以抵抗數位極權與文化統戰。這不僅是學術更新,更是民主防衛的必要。
近期,中國籍配偶「亞亞」因在TikTok平台上發表多則宣揚武統的短影音,遭到檢舉,內政部認定其行為危害國安,因而撤銷其居留許可,要求限期出境。本事件挑動了言論自由與民主防衛的界限,引起部分「和中左派」的自我混淆,也暴露出結構性困境。當短影音成為中國進行敘事滲透與認知作戰的前沿,台灣的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應如何修正自身的論述,才能迎合全球反社群霸權、演算法控制及短影音認知作戰的新秩序呢?
回顧馮建三教授與其他學者的聲明,他們批評賴清德政府的作為壓縮了言論自由,卻未對防衛性民主應該如何劃定言論自由的界限提供建議。同時,他們也避談中配亞亞言論的統戰模式及其背後的認知作戰結構。令人驚訝的是,身為傳播學者的馮建三、郭力昕等人,似乎未能運用其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探討台灣如何應對新型的社群傳播問題,尤其在短影音文化中面對東方帝國主義的文化統戰攻勢。
學者如果不談防衛性民主的言論自由界限,亦不關注台灣自我文化傳播權與傳播經濟結構的自我保障,如何能談及更高層次的保障言論自由?這使得整篇聲明及記者會,本應是「左派學界」的批評論述,卻反而成了中國極權論述的庇護側翼,這不僅是立場的錯亂,更是一種知識政治的崩潰。
從亞亞的短影音事件來看,台灣社群媒體戰場的現實愈加清晰。亞亞的短影音並非孤立事件,這似乎平常的網紅視頻,實則是中國通過數位平台實施文化滲透的縮影。這類網紅以「在台灣生活的中國人妻」自居,塑造無害、親切的形象,卻在短短30秒的影片中插入「台灣最終會回歸祖國」、「大陸人民都很善良」、「是民進黨不讓兩岸和平」等言論。這種文化統戰的操作並非強制灌輸,而是潛移默化,透過傳播理論中的「涵化效應」,讓觀眾在娛樂中逐步吸收政治訊息,甚至對中國的娛樂文化產生情感認同。
若要仔細分析,中配亞亞的短影音不僅是言論,而是以視覺符號、音樂、節奏與情緒組成的「微型敘事作戰單位」,旨在逐步削弱台灣主體性的集體認同,操控個體的認同與恐懼。這正是中國全球推進的短影音統戰模式,將意識形態「降格」為情緒體驗。透過日常語言、生活瑣事及跨文化幽默的操弄,統戰資訊不再以國族口號呈現,而是蘊含日常生活的元素,例如「回家吃飯」既可象徵家的溫馨,也可暗示對「祖國懷抱」的呼喚。這類敘事策略在TikTok、Bilibili及YouTube Shorts等平台上已經形成成熟的政治包裝技術。
再回到TikTok、YouTube Shorts等平台,它們是演算法與注意力資本交織的戰場。這些工具不僅是內容上架的關鍵,還在決定哪些內容可以被看見的可見性上發揮作用,並相應塑造觀眾的認知現實。中國將這些平台作為其認知作戰與統戰策略的載體,亞亞僅是其中一位KOL。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平台的推播機制和演算法偏好。中國的KOL往往能掌握演算法的語言,包括標題設計、話題選取及開場三秒的節奏控制,使其短影音擁有高度的傳播擴散性和病毒式的潛力。
長期以來,即便台灣社會對統戰內容有所警惕,但在不斷的資訊洪流中,統戰內容的反覆曝光及情緒麻痺,使得它們難以逃脫長期的滲透。當馮建三選擇轉向批判學派的公共論述方向時,卻失去了聲音。然而,問題的重點不僅是統戰左派論述被中國綁架的現象。曾經被視為台灣批判傳播學派旗手的馮建三教授,過去主張對新聞壟斷及資本宰制的深刻批評,如今卻在面對社群媒體成為意識形態主流戰場時,偏向談論美中的地緣政治,而未能深刻地論述台灣如何面對新型文化戰爭的國家責任。
這也導致在亞亞事件中,他曾引領的批判性傳播學術圈對於TikTok、Facebook等社群平台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現沈默,讓聲援亞亞言論自由的音量放大,卻對中國統戰論述操控機制視若無睹,這恰是「制度轉向的倫理盲點」。這並不意味著傳播學術界完全不會討論社群的政治經濟學,而是這些討論並未上升到「媒體運動的哲學高位」,與過去媒改社長期堅持的公共廣電政策相較,缺乏從哲學的深度思考。
因此,自媒體公共化議題之後,批判學派在傳播論述上已長期缺乏共同的方向與共識,尤其是在對抗社群霸權和極權主義的統戰滲透方面。當前短影音社群成主流時,媒體公共化的論述似乎已不合時宜。馮建三長期倡導台灣仿效BBC的公共廣電體系,強調媒體作為民主監督與文化再現的場域應脫離市場邏輯與政商壟斷。在報導傳播生態向以演算法為核心、以平台為基礎的發展轉變的今天,傳播學術意義已因時而異。
今日的傳播生態以演算法為中心,形成去中心化但高度集中控制的數位敘事系統,這些系統不再受國家廣電政策管轄,也不再遵循公共服務義務,而是以注意力分配和數據獲利為核心邏輯。傳統媒體的廣播體系即便再優化,也難以有效進入這些新的論述戰場。而媒體公共化論述逐漸失效的根本原因,正在於即使公共廣電擁有預算和內容制作能力,但無法理解演算法如何再現影像,則無法形成有效的作品可見度。
當平台優先考量點擊率和互動量時,公廣內容制作的壓力變得前所未有,卻仍可能在平台生態系上「被沉默」。這是演算法的暴力邊緣化,傳統工具無法觸及的領域。最後,媒體公共化仍然假設「國家治理」可作為媒體正義的根基,然而,在當前時代,國家本身也受制於平台主權與跨國資本,這種政策治理的邏輯必然要隨著時代而調整。馮建三的媒體公共化思想重點在於國家文化責任的重要性,卻忽視如今資本式的數位平台已在壟斷網路話語的流通權,這就導致了他的公共廣電思想與現實漸行漸遠,亟需尋求新的出路。
拒絕沉默:台灣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必須進入後馮建三時代。馮建三所代表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揭露媒體資本宰制、推動媒改運動的歷史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在現今社群平台和短影音成為主流話語場的結構性變化下,如果仍將改革主軸放在公共廣電體系和文化政策治理,顯然已與媒體現實脫節,也與新一代批判理論的責任偏離。
亞亞事件讓我們明白,當統戰不再依賴主流媒體,而是寄生在短影音平台的演算法敘事中,原有的批判性傳播理論的工具已顯得不足。面對演算法治理、以數據為驅動的輿論操作機制,及情緒化論述取代事實報導的新型政治操作模式,後馮建三時代的台灣傳播政治經濟學必須轉向對政治與社群霸權結合的批判,提出結構層面的分析框架。
我們需要能解構演算法如何優先推播特定統戰語言、壓制邊緣政治聲音、製造虛假共識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這門新的批判理論應該以分解政治經濟霸權的背後操作和數據主權知識,進而介入國家政策。這不僅是學術轉型的命題,更是民主防衛的理論考驗。馮建三的思想退場不該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終章,而應成為重建的契機,走入平台霸權的危險現場,拋開懷舊的媒體公共化論述,轉向批判數位極權主義及演算法操控的新論述。
若傳播政治經濟學要存續,不僅要更新議題,更需更新方法、更新位置、更新對抗對象,拒絕沉默,才能深刻致敬過去。我們要的不是僅僅言論自由,而是重新找回言論的權力。若人民能意識到亞亞短影音背後的統戰思考,那麼亞亞的短影音便不再可怕,可怕的是當它滲透人心時,學界卻選擇沈默。當馮建三放下對結構權力的批判,選擇與中國口徑一致的統一思想時,我們便失去了一套介入現實的工具。這並非學者的中立選擇,而是放棄了自身的政治主權的行為。
如果我們仍相信批判理論的價值,下一步便不是守舊,而是革新:我們需要一套能與演算法交手、揭露敘事操控、建立民主防衛機制的批判傳播理論。從馮建三的轉向,我們看到了整整一代學門的失語。而從亞亞的滲透中,我們明白,語言若不被重建,必將被敵人奪走。在此刻,我們追求的不僅僅是言論自由,而是建構一套真正屬於台灣、能抵抗極權、能想像未來的文化抵抗論述。